傅二石

艰苦的逃难历程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寇大举南下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为了躲避日寇的铁蹄，东南各省成千上万的人成了逃难的难民。我父亲所在的中央大学准备从南京迁往重庆，我父亲则借此机会到安徽宣城考察石涛遗迹，以便完成他关于石涛的研究课题。父亲是1937年8月到宣城的，11月便离开宣城赴南昌。父亲事后曾有文记叙经过：“余旅宣城，广德陷，敌直犯，始仓皇离去。”

父亲回到南昌，仅过了两个多月就携全家人移居老家新喻。在新喻，父亲由报上得知，国共合作成立政治部第三厅，专事抗日宣传工作，郭沫若任厅长。郭通过报纸召唤父亲前去参加三厅工作。于是父亲便只身前往武汉，就任三厅的秘书，并开始了繁忙的工作，频繁来往于武汉、株洲、衡山、衡阳、东安、桂林等地。由于日军已过了长江，我父亲又匆忙赶回老家新喻，于1938年6月初接家人从新喻移居湖南省靠近广西的东安市。同年底，又由东安市迁至广西桂林市。在桂林停留不到两个月，便又启程往四川省逃，从而开始了逃难历程中最艰苦的阶段。

离开新喻的时候，我才两岁，哥哥小石也不过六岁。因外公已过世，外婆跟随我们一起逃难，在路上患眼疾得不到治疗，视力减退以致最后双目失明。这当然给逃难中的父母增加了极大的困难。在到桂林以前尚有火车可坐（湘赣线、湘桂线）。途中的困难虽多，父亲尚能应付。而从桂林入川途经贵州省，有数百公里既无火车可坐，连汽车亦每每因路不畅通而坐不上。从黔北直到重庆南面一带，乌江河道纵横交错，高山大岭布满其间，给我们一行造成了极大的障碍。当时我们一家人除外婆已双目失明外，还在东安添了一个妹妹，尚在襁褓之中，因此全家人的行动极为不便。有几次不得不徒步翻山越岭，一路上母亲牵着外婆，父亲带着他视为生命的书稿，我与妹妹分坐在一副担子的两头，由雇来的挑夫挑着我俩走，小石跟在我们后面。虽然当时我还不到三岁，对当时的事还记不清楚，但坐在担子上逃难的情景，后来我还能依稀记起。

吃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挤上了川黔铁路到綦江的火车。到了綦江，父亲总算松了口气，因为离最后的目的地重庆不远了。但是在綦江我们又遭到了厄运——逃难中母亲在东安生下的妹妹突然高烧不退，父母尽全力挽救这苦难的小生命，但当时医疗条件差，终于没能救过来。这是父母在逃难中经受的第二次重大打击。第一次是外婆双目失明，这一次又失去了女儿，父母在极度悲痛中就地掩埋了自己的亲生骨肉。父亲尤其感到悲痛，因为他在生了我和小石两兄弟之后，特别盼望能得一女儿，所以我的妹妹可说是应运而生，结果却半途夭折，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啊！

在悲痛的气氛中，我们在綦江度过了近三个月时光。当时郭沫若与三厅的同仁已在重庆等待我父亲，于是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赶到了重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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